在文帝继位之初，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，替他出谋划策。贾谊在礼仪制度、功臣诸侯王、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“多为”的改革建议，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。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，建议列侯，离开长安，回到封地的过程中，被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，惨遭贬谪。
功臣集团们，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，拥有田宅、经济特权，汉初国家又奉行“黄老之术”，对经济政策又不多做干预，军功之人在地方则为豪强，在中央则为三公九卿，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。
贾谊提出的“改正朔、法制度”本就是为了皇权集中，从根本上触及现有的统治秩序，引起功臣不满，这才有了文帝被迫下罪己诏，并贬斥贾谊的故事。
文帝继位前期，正是君弱臣强，很难对朝局有所改变，只能依靠黄老之术维持君权、诸侯王、功臣集团三股势力的微妙平衡。
可是等文帝中后期以后，在文帝刻意打压下，功臣集团有所收敛，才开始有限度的改革弊政，不过这时贾谊已死，而晁错恰逢其时出现在文帝的视野内。
晁错“ 学申、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”，是个地道的法家人物，但又从伏生治《尚书》，又接受了儒家的影响。
面对隐藏在汉王朝“休养生息”繁荣局面下的内忧外患，文帝十一年，也就是（公元前169年），晁错深切时弊，连上三道奏疏《言兵事疏》、《守边劝农疏》、《募民实塞疏》，阐发了他的守边备塞、劝农力本的军事经济思想。
除了主动出击匈奴暂不能力行外，其他建议如数被文帝嘉奖听从。这也开启了，汉初政治从“无为”变“有为”的先河。
文帝十五年，晁错被推举为贤良，作《贤良对策》，在此策论中，晁错详细阐述了“所为天下兴利除害，变法易故”的改革思想。
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：一、政治上皇权集中，列侯就国，选贤举能；二、经济上劝农务本，轻徭薄赋；三、军事上择良将，训士卒。
文帝非常欣赏晁错的主张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政治环境决定政治决策。功臣集团，和诸侯王势力，是汉初舞台上，不可能绕开的话题。虽然景帝在打压周勃为首的功臣后，皇权得到空前的扩展，可两次诸侯王的叛乱，又让文帝不得不倚重功臣集团的力量，这种政治平衡的态势短时间难以打破，触及根本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。
故晁错才向文帝建言：削诸侯事、以及变更法令诸多改革，作书凡三十篇，可这些文帝不能尽听，晁错的改革意图一直被雪藏，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情况才发生改变。
景帝为太子时，晁错曾任太子家令，为太子家总管，他的改革建议深受太子认可，甚至被太子呼为“智囊”。等景帝登基为帝，晁错也立刻被任命为内史为九卿之一。
景帝即位，以错为内史。错数请间言事，辄听，幸倾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。——《汉书爰盎晁错传》
因为有了景帝的支持，晁错开始变更法令，推行改革。早在文帝时，晁错已经引起众大臣不满，此时凡有晁错所奏，景帝全然照准，此等信任恩宠，三公九卿无人能比，这让本就趋于衰落的功臣集团越发感到切身利益受损，开始抱团攻击晁错。
晁错之死：文帝朝开始，在文帝的打压下，功臣集团身居三公九卿高位的比例，已经从开国时的百分百，降低到半数，虽然功臣集团呈衰落趋势，可至关紧要的丞相一职，还始终牢牢把持在功臣列侯手中。
硕果仅存的老臣申屠嘉在文帝末年被拜为丞相，主持朝政。景帝继位后，面对晁错显贵，推行新法，申屠嘉便寻着晁错违礼的错处，想要一举诛杀。但在景帝提前得知详情后，并不认为晁错违制，免去处罚。申屠嘉因而气得得病，不久病死。
申屠嘉死后，同属功臣集团的庄青翟拜相，而晁错也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，权势更盛。
于是借此时机，晁错“更令三十章”全力推行改革，并开始拿占有大汉土地之半的诸侯王开刀。
诸侯王享有自主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权力，“自为法令，拟于天子”，可谓是汉王朝的心腹大患。
文帝时仅仅借机分淮南国为三，分齐国为七，但富庶的吴、楚两国，却等闲动不得。
景帝前三年也就是（公元前154年），晁错大权在握，公卿、列侯、宗室畏惧其势力，没有人敢弗逆的。朝廷内无人掣肘，晁错率先向吴发难，建议景帝削掉吴国土地，并道：今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，其反亟，祸小；不削，反迟，祸大。
景帝听从了晁错建议，下诏削掉吴会稽、豫章两郡。其他诸如楚国被削掉东海郡，赵国被削掉常山郡；胶西国削去六县。
削藩诏一下，立刻引起各诸侯王惶恐，早就有反心的吴国，立刻联络胶西、胶东、菑川、济南、楚、赵六国，共同起兵，打着“诛晁错”的幌子，反抗汉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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