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家（一）
银发卡
高铁在轨道上飞驰，窗外景物模糊成一片流动的色块。我旁边坐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，肤色黧黑，像被经年的风霜浸染过。他搓了搓粗糙的手掌，从外套内袋里摸出个旧手机，拨通了电话。
“喂，我上车了。”他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山涧回响般的浑厚。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润的女声：“下午到是吧？我叫儿子去接你。”
“不用麻烦娃，我坐公交回去就成。”他立刻回绝，语气斩钉截铁。
“你这人呀，”妻子嗔怪道，“一走就是一年，儿子想你了。他一大早还特意打电话来，说下午去高铁站接你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里掺进一股暖意，“你们爷俩一进门，我就下饺子，保准热腾腾的。”
男人默默听着，脸上没什么大表情，可眼角眉梢的纹路却舒展着，悄然汇成一片笑意荡漾的湖。他又听妻子絮絮说了些地里的麦苗、栏里的猪崽，都是些家常话，他却听得极认真。
“你怎么不问问我，年终奖发了多少？”他终于忍不住开口，嘴角挂着一丝孩子气的期待。
电话那头静了一瞬，妻子温和的声音如溪流般重新淌过来：“赚多赚少不打紧，我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回来。”
他喉咙里咕哝了一声，像是应了句什么。挂了电话，他低头摆弄着那个旧手机，拇指在磨损的塑料壳上来回摩挲。我无意间瞥见，他眼眶不知何时竟红了，他飞快地抬起手，用指节蹭了蹭眼角，像要抹去一点露水似的。
窗外，冬天的田野辽阔而寂静，铁轨向远处延伸，一直指向他阔别了一整年的家乡。
他叫李建国，在千里之外南方一个巨大的工地上讨生活。工棚低矮，冬寒夏热，他睡在二层架子床的上铺，翻个身铁架子就吱呀呻吟。此刻手机贴在耳边，他听着电话里妻子的声音，窗外工地的探照灯却刺破长夜，把简陋的工棚照得亮如白昼，也照着他额角一道新添的疤——那是三个月前，一块没扎稳的模板突然滑落，擦着他头皮飞过去留下的印记。他当时只朝地上啐了口唾沫，骂了句娘，用布条缠了缠渗血的地方，就又爬上去了。
电话里，妻子问他工地上吃得可好，他下意识摸摸口袋里那个冷硬的馒头，嘴里却说：“好着呢，顿顿有肉！”
“钱够花不？”妻子又问。
“够，够！”他声音扬起来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，“老板待我们不错，顿顿有肉，工钱也按时发！”他顿了顿，又压低声音，仿佛怕被同工棚的人听了去：“我……我都攒着呢，回去给你买个新的洗衣机，带甩干的，省得你冬天手冷。”
他絮絮说着，眼前却浮现出妻子那双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，在冰冷刺骨的水里揉搓着全家衣物的情景。挂掉电话，他摸出藏在枕头套深处的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是厚厚一沓汗渍浸染的钞票。他一张张数过去，又小心地包好，塞回原处。窗外的探照灯还在不知疲倦地亮着，映着他眼里的血丝和那份沉甸甸的、无人知晓的期冀。
千里之外的北方小村，杨素芬放下电话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。她走到院子里，寒风立刻裹紧了单薄的棉衣。鸡舍里，几只芦花鸡挤在一起取暖。她抓了把碎玉米撒进去，看着它们争抢啄食。
“多吃点，天冷。”她喃喃自语，仿佛在对鸡说，又像在安慰自己。
屋里冰锅冷灶，她掀开米缸，舀出浅浅一碗米。淘米下锅，灶膛里塞进一把柴火。火光跳动，映着她眼角细密的皱纹。锅里水汽慢慢升腾起来，模糊了窗玻璃。她怔怔看着那一片朦胧，心绪也仿佛跟着飘远了。一年了，那个在外头风里来雨里去的人，终于要回来了。她想起他离家的那个清晨，天还没亮透，他背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，一步三回头，身影消失在村口灰蒙蒙的雾气里。
锅里的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散发出朴素的香气。杨素芬回过神，掀开锅盖搅了搅。她得去镇上割点肉，儿子下午接了人回来，得包顿饺子。她找出那个洗得发白的布钱包，捏了捏里面薄薄的几张票子，轻轻叹了口气。这钱，是她这一年攒下的鸡蛋钱。她穿上最厚实的棉袄，围上那条用了多年的旧围巾，推开门，走进了清冽的北风里。小院的门在她身后吱呀一声合上，像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省城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李文杰被手机的震动吵醒。窗外天色还是灰蓝的，他挣扎着从冰冷的小床上坐起来，揉了揉酸涩的眼睛。屏幕上显示着“妈”。他接通电话，母亲的声音带着清晨特有的清晰：“小杰，下午别误了去高铁站接你爸，早点动身啊。”
“知道了，妈。”李文杰的声音还有些沙哑，带着浓浓的倦意。
挂了电话，他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洇湿的水渍发了会儿呆。工位上堆积如山的图纸、客户苛刻的要求、主管阴沉的脸色……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涌入脑海。他猛地甩甩头，掀开被子跳下床。狭小的卫生间里，他对着镜子，用冷水狠狠地搓了几把脸，试图把一夜加班的疲惫和那些无形的压力冲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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